工讀學校“生存錄”：有學校多年無生源

2017年底國內(nèi)有工讀學校93所，半世紀減少過半；專家建議完善學生就讀工讀學校法律程序

　　遠眺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。校方供圖

　　2018年12月25日，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在課堂上舉手提問。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

　　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大門。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

　　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制作的非遺手工作品。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

　　今年1月，湖南省漣源市13歲男孩用匕首殺害同班同學，引起社會關(guān)注。近年來，各地發(fā)生多起少年暴力案件，令“工讀學校”這個已逐漸淡出的名詞重回大眾視野。

　　被寄予“矯治者”社會期望的同時，中國的工讀學校數(shù)量在半個世紀以來縮水過半。新京報記者近日探訪這一特殊“生態(tài)圈”時發(fā)現(xiàn)，目前工讀學校面臨招生難、教師待遇低、政策不完善等多重困境，北京有的工讀學校甚至已經(jīng)幾年未招到一名學生。

　　專家建議，工讀教育是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，應從提出申請、受理申請、作出裁決三方面，完善學生就讀工讀學校的法律程序。

逐漸淡出的名詞

　　在近年發(fā)生的少年暴力事件之前，“工讀學校”這一名詞事實上已淡出了很久。

　　工讀學校，后改稱專門學校，是國家為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開設的特殊教育機構(gòu)。被送到工讀學校的青少年中，多數(shù)犯有不良行為或犯罪行為。矯治這些行為，成為工讀學校的一個重要職能。

　　自上世紀50年代起，國內(nèi)各地先后開展工讀教育，到1966年左右，全國工讀學校數(shù)量超過200所，工讀教育迎來高潮。

　　上世紀80年代中期，以工讀教育為題材的電視劇《尋找回來的世界》熱播，工讀學校因該劇得到更廣泛的關(guān)注。劇中幾位工讀學校老師通過各種方式教育一群少年犯，帶他們尋回失去的世界，重新樹立起對社會和生活的信心。原作者柯巖就曾在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體驗了兩年的輔導員生活，書中的四合院校舍、老教師群演等場景和情節(jié)均取材于此。

　　但在隨后的數(shù)十年，中國的工讀教育逐漸消聲。

　　隨著改革開放后社會轉(zhuǎn)型，國內(nèi)法治環(huán)境改善，以及公眾保護青少年權(quán)益的意識提升，人們開始質(zhì)疑工讀學校招生的合法性以及工讀教育的公平性，也擔憂進入工讀學校會給青少年貼上“標簽”，社會上出現(xiàn)了“去工讀化”的聲音。

　　為改善工讀學校發(fā)展狀況，同時也為了保護學生聲譽，1994年5月，原國家教委決定工讀學?？梢話靸蓧K牌子，對內(nèi)稱工讀學校，對外改為普通學校名稱。此外，對工讀學校學生不再稱呼“工讀生”，并且學生畢業(yè)后保留原校學籍。

　　然而，工讀教育的特殊意義，令“去工讀化”無法徹底實現(xiàn)。

　　“15歲是未成年人不良及違法行為的高發(fā)年齡段，因此最重要的干預時間是15歲前，而特殊學校和特殊教育是最好的社會選擇。”在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看來，14歲以下的孩子出現(xiàn)違法行為，本身已經(jīng)意味著父母的養(yǎng)育存在嚴重缺陷，應該將孩子送往工讀學校教育。

　　中國司法大數(shù)據(jù)研究院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分析報告也表明，62.63%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告人是初中生。與此同時，司法機關(guān)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卻是力不從心。由于刑法規(guī)定刑事責任的起始年齡為14周歲，且只涉及“八種重罪”，如果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實施犯罪，由于其未到法定年齡，一般不進入刑事起訴和審判程序。

　　李玫瑾表示，在此背景下，工讀學校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就尤為重要。有必要賦予工讀學校一定的強制力，在早期對違法犯罪的孩子進行矯治。

精確到分鐘的作息

　　肖建國對“工讀學校”的記憶始于童年。這位如今已在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任教30年的校長，對這所學校最初的印象是一個個“冰冷的大鐵門”。因為害怕里面“很厲害”的孩子，小時候每天放學回家，肖建國都會扶著校門外的南墻往回走。

　　如今，令童年肖建國生畏的“大鐵門”和它背后的軍事化管理制度，依舊是當今工讀學校區(qū)別于一般學校的重要標記。

　　在工讀學校就讀4年，楊牧被沒收了5個手機。他就讀的朝陽區(qū)一所工讀學校采取全封閉的軍事化式管理，周一到周五學生吃住都在學校，周五晚上由家長接回家，下周一再送回學校。學生在校期間的作息也有嚴格規(guī)定——每天早晨6:20起床，7:00吃早飯，8:00上第一節(jié)課，11:40中午飯……晚上8:30到9:20洗漱熄燈睡覺。

　　這所學校校園里時常有安保人員巡邏。將近100米的教學樓走廊入口和盡頭，及兩側(cè)樓梯對面的墻壁上，都分別安裝著1個攝像頭，無死角監(jiān)控著走廊內(nèi)的每個角落。

　　接近中午12點，10余名穿著藍色校服的學生排隊走出教學樓，來到學校食堂門口，“稍息，立正!一二三四!”喊完口號，學生陸續(xù)走進食堂就餐。

　　類似的軍事化作息管理也在海淀寄讀學校實行。整理內(nèi)務、跑操、上課……從早上6:20學生起床，到晚上9:50熄燈，每個時間段學生做什么事，都有嚴格的規(guī)定，時間規(guī)劃細化到分鐘。

學生稀少的學校

　　王鈺是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學生會主席，正在學校開設的職高讀高三，即將畢業(yè)。來到這所學校前，他在海淀一所重點中學上初二，由于性格叛逆、打架鬧事、經(jīng)常逃學，年級主任建議家長讓王玨到工讀學校就讀。王鈺的父母帶他來到海淀寄讀學校參觀。在了解學校的情況后，王鈺和父母同意轉(zhuǎn)校。

　　新京報記者了解到，目前工讀學校招生以自愿為原則。據(jù)肖建國介紹，學生轉(zhuǎn)校需經(jīng)過學生、家長和原校同意，并填寫入學信息表，由工讀學校和原校蓋章確認。

　　這一招生方式，源于1999年出臺的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。此前工讀學校招生只需經(jīng)學校報公安局批準，或者公安局報教育部門批準，可以強制實行。這部法規(guī)將原先進入工讀學校的標準改為“在少年的家長(或監(jiān)護人)同意的情況下，由少年的家長(或監(jiān)護人)、或原學校提出申請，且須經(jīng)教育行政部門批準”。也就是說，工讀學校招生不再具備強制力。

　　“自愿原則”之下，很多家長不愿將孩子送入工讀學校。

　　肖建國表示，不少家長覺得工讀學校名聲不好，孩子送進去以后會被社會“貼標簽”，即使孩子出現(xiàn)了違法行為，家長也不愿意做此選擇。

　　過去50余年間，國內(nèi)工讀學校數(shù)量不斷減少。據(jù)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統(tǒng)計，與1966年的200余所學校相比，數(shù)量下降過半。

　　截至2017年年底，國內(nèi)工讀學校有93所，北京現(xiàn)存6所工讀學校，且都存在招生難題。

　　北京市朝陽區(qū)一所工讀學校的老師稱，學校初中在讀學生不到20名，授課老師共有13名，師生數(shù)量比接近1比1。海淀寄讀學校是學生數(shù)量比較多的，初中加職高六個年級也僅有280名學生。最極端的例子出現(xiàn)在北京市門頭溝區(qū)，該區(qū)一所工讀學校已有幾年未招到一名學生。

　　招生難題在其他地區(qū)的工讀學校也很常見。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抽樣調(diào)查的國內(nèi)21所工讀學校中，多數(shù)學校的在讀學生不飽和，有兩所學校甚至沒有學生。

專職師資的缺口

　　工讀教育“矯治者”模式的實現(xiàn)，需要克服的另一難題，是師資。吸引新教師加入工讀學校，一直是肖建國心中的難題。

　　“愛”字當頭，決定了教育工讀學校的孩子是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。學生周一至周五都在學校度過，與之相對應的，是老師們幾乎全天候的陪伴。班主任每周工作日在校時間長達70-80小時，并且要輪流值夜班當宿管，與學生同住在學校。

　　宋薇在1998年來到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任教，曾連著當了四年班主任。她曾與28名學生一起住過一個宿舍，也曾為了尋找逃學的學生跑遍了北京清河地區(qū)的網(wǎng)吧。她說，這兒的學生過得很幸福，但老師比較辛苦。

　　宋薇說她最虧欠的是家庭。“做了班主任，就很難平衡工作與家庭，對家人的虧欠太多了。”周一到周五，這里的每位班主任日均在校14-16小時，如果輪到值夜班，晚上也不能回家。按照學校規(guī)定，班主任每學期要對每名學生至少家訪一次，這些工作基本都需要在節(jié)假日完成。

　　工作時間長、精神壓力大、教育學生難度高，與此同時，教師在待遇上卻沒有獲得對等的補償。除了基本工資，工讀學校的老師有一筆“特教費”。海淀寄讀學校的老師每月可以得到1000多元的特教補貼。但老師們覺得，與付出的時間精力相比，這項補貼遠遠不夠。

　　教師招聘方面，目前也沒有專門針對工讀學校特殊教育特點的政策。肖建國說，受政策限制，學校招老師需按筆試成績從高到低錄取。“假如錄取三名老師，可能筆試第五名的才最適合工讀學校。”肖建國說，工讀教師最重要的是對學生有誠意，其次綜合素質(zhì)、管理能力要強，成績不一定要特別突出。

　　幾方面因素綜合，導致工讀學校在招聘教師時吸引力遠不如普通學校。據(jù)教育部統(tǒng)計，2006年到2017年，工讀學校數(shù)由74所增至93所，專任教師數(shù)由1603人增至2177人，但平均每所學校僅有23名教師，工讀學校師資仍存在不小的缺口。

凌晨兩點的談話

　　對于社會“矯治者”的角色期望，肖建國和海淀寄讀學校一直在嘗試踐行。

　　在王鈺轉(zhuǎn)學第一天，他的班主任陳老師就注意到，這個男孩子的眼神“特別兇狠”。當晚，陳老師找他談心，兩個人一直聊到了次日凌晨兩點，聊多年內(nèi)心的壓抑，聊此前對學校和家庭的不滿……王鈺從一開始的有所保留，到滔滔不絕。

　　“我對老師有了信任感。這種感覺過去從來沒有過。”王鈺說。

　　老一輩工讀教師留給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校訓，是“愛”字當頭。“愛生敬業(yè)、主動擔當、團結(jié)協(xié)作、堅守奉獻，它在支撐著我們走下去。”肖建國說。

　　這位校長相信“愛”的力量。他發(fā)現(xiàn)未成年人犯罪背后，家庭教育和關(guān)愛的缺失是一個主因。“這些年接收的學生，近一半都在家庭方面面臨問題”。

　　父母離異、重組家庭、隔代撫養(yǎng)的情況在學生中十分常見。肖建國認為，缺少父母完整的關(guān)愛，容易導致孩子形成孤僻、叛逆的性格，從而引發(fā)犯罪行為。

　　中國司法大數(shù)據(jù)研究院分析報告顯示，在2015至2016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，這些孩子的家庭多數(shù)存在不良因素，留守家庭、離異家庭、流動式家庭、單親家庭、再婚家庭出現(xiàn)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的比例位居前五。

　　李玫瑾認為，工讀學校隔離了違法未成年人原先所處的不良環(huán)境，補充了普通基礎教育的不足以及原生家庭缺失的情感和性格教育，可以讓違法未成年人處于多重保護和教育中。“良好的工讀教育能夠幫助這些孩子重新找到自我價值，尋回他們失去的世界。”李玫瑾說。

“轉(zhuǎn)變”與“回暖”

　　“叛逆少年”王鈺漸漸有了一些轉(zhuǎn)變。

　　來學校之前，他壓根不知道爸媽的生日是幾月幾號。進入海淀寄讀學校后，他每年都會為爸媽準備生日禮物。

　　畢業(yè)后的出路是工讀學校學生面臨的首要問題。為此，不少工讀學校在校內(nèi)開設了職高，為畢業(yè)生繼續(xù)提供職業(yè)教育，由學生自愿選擇。王鈺也不例外。每逢周末，他還會做一些兼職，如今生活費基本能夠自理。

　　新京報記者注意到，近兩年教育部以及天津、貴州、吉林、河南等地出臺的校園欺凌治理方案，均明確將“工讀學校”列入其中。工讀教育仍被視作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。

　　對此，李玫瑾建議應完善學生就讀工讀學校的法律程序，可從提出申請、受理申請、作出裁決三方面改進。

　　她提出，將未成年人送入工讀學校時，應采用多種方式。如果一名未成年人已經(jīng)輟學或者既失去家庭監(jiān)護，又不在法定義務教育年齡，游蕩在社會中，一旦出現(xiàn)違法行為，可由警察向少年檢察部門提出申請，由少年檢察部門進行審核，并向少年法庭提出送入工讀學校的申請;如果未成年人在普通學校學習，但在多方面出現(xiàn)嚴重行為問題，并且擾亂學校課堂秩序，影響其他同學，可由校方的德育室向警察提出申請，警察負責向少年檢察部門提出申請;家長要是認為自己對孩子的教育失控，可直接向?qū)W校的德育室、社區(qū)少年警察提出申請。

　　此外，把違法少年送入工讀學校的裁決應由少年法庭完成。李玫瑾認為，少年法官依法審理所有與未成年人有關(guān)的法律訴求，也應包括是否送入工讀學校的提請。在審理這一提請時，可請相關(guān)人員到場，包括家長或代理監(jiān)護人、原學校德育老師、將要進入的工讀學校負責老師、負責社會調(diào)查的工作者、負責心理評估的青少年心理咨詢師、當事人。

　　近年來，工讀學校的數(shù)量有所回升。據(jù)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統(tǒng)計，截至2017年年底，國內(nèi)在冊的工讀學校有93所(不包括港、澳、臺地區(qū))，與2005年相比增加了26所。在地域分布上，目前工讀學校分布在25個省、自治區(qū)和直轄市，增加了3個省(自治區(qū))。

　　工讀學校的存廢之爭，如今倒向了一邊。

　　把違法少年送入工讀學校的裁決應由少年法庭完成。少年法官依法審理所有與未成年人有關(guān)的法律訴求，也應包括是否送入工讀學校的提請。在審理這一提請時，可請相關(guān)人員到場，包括家長或代理監(jiān)護人、原學校德育老師、將要進入的工讀學校負責老師、負責社會調(diào)查的工作者、負責心理評估的青少年心理咨詢師、當事人。 ——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

　　(應受訪者要求，楊牧、王鈺、宋薇均為化名)(記者 黃哲程 見習記者 呂銀玲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