羅漢洞雕塑。記者劉坤文/圖

　　初春時節(jié)，渭北高原蒼茫遼闊。記者來到位于陜甘交界處的咸陽彬州市，黛灰相間的山體在藍天的映襯下，顯得肅穆而莊嚴。這里曾是絲綢之路北道的必經之地，是商旅西出長安的主要驛站之一。大佛寺石窟便坐落于此。

　　大佛寺石窟地處“豳寧”域內，是西北方向出入關中平原的第一站，見證了中國漢唐文化的輝煌歷史，銘刻著佛教東傳的足跡。大佛寺石窟是陜西省境內規(guī)模最大、佛像體量最大、藝術特征最為鮮明突出的石窟，其主尊大佛被清代學者畢沅譽為“關中第一奇觀”。其造像風格來源的多樣性，也為我們理解唐代藝術提供了一個新的窗口。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認為，大佛寺石窟造像是理解唐朝長安造像的重要素材。

　　1988年1月，大佛寺石窟被國務院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2014年6月22日，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，中國、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(lián)合申遺的“絲綢之路：長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網”被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，大佛寺石窟為其中一處遺址點。

彬州市大佛寺石窟正門。記者劉坤文/圖

　　■ “堪與巴黎圣母院媲美”

　　大佛寺建于唐貞觀二年，原名應福寺，是唐太宗李世民為紀念彬州淺水原大戰(zhàn)中陣亡的將士所建。北宋仁宗皇帝為其養(yǎng)母劉太后舉國慶壽時，將應福寺改名慶壽寺。明代以后，因寺內石窟里的大佛造像高大雄偉，人們稱其“大佛寺”并沿用至今。

　　大佛寺整個石窟群建筑錯落有致，綿延在400米長的奇峭崖面上，共有大小石窟130余所、佛龕446處、造像1980余尊、歷代題刻170余幅，自東向西分為僧房窟、千佛洞、大佛窟、佛洞和丈八佛窟五個部分。

　　大佛窟內的主尊大佛是阿彌陀佛。該造像結跏趺坐于蓮臺上，左手著膝，右手施無畏法印，全身姿態(tài)自然豐滿，被稱為“關中第一奇觀”。

　　千佛洞位于主尊大佛東側，內有造像696尊、題記70余幅，是一所平面近似正方形的大型低矮中心柱窟。這種形制在世界各大石窟中都很罕見。“鼓胸、細腰、寬胯、頭身比例適度”是龕內佛像共有的風格，其豐滿健康的身軀，將人體的健與美集于一身。

　　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藝術考古教研室主任陳磊認為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的造像風格頗具包容性。陳磊說：“這些數(shù)量龐大的造像，其類型也極為豐富。比如，沒有衣褶且光滑圓潤的造像，似乎是唐代從印度新傳入的優(yōu)填王造像風格，這樣風格的造像在洛陽龍門石窟也有不少;而那些動感強烈的造像，似乎既有印度三屈式造像的風格，又好像有宮廷胡舞的淵源;還有一類造像，身軀豐腴，帶有極強的女性特征，似乎又體現(xiàn)著武周時期女性地位明顯提升的特色。”

　　“堪與巴黎圣母院媲美。”這是德國巴伐利亞州時任文物保護局局長對大佛寺石窟的贊嘆。“這句話實際表達的意思是，唐朝那個階段的佛像造像水準可以和西方的佛像造像水準相媲美。其贊美的不僅是大佛寺石窟，更是大唐佛像的造像水準。”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處副主任楊靜說。

　　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的時間跨度長達兩百年，不同時代的造像有明顯區(qū)別。整體來看，窟龕形制和臺座樣式從簡單到復雜，造像的組合更加多樣。

　　“古代生產力水平較低，大佛寺石窟開大窟、造大像的風格，需耗費巨大人力財力。巨大投入的背后往往有皇家意志的支撐，所以，它的精美程度不是一般小石窟能比的。”楊靜說。

　　■ 在這里與長安告別

　　進入大佛寺石窟大門，記者首先看到的高大建筑物是明鏡臺。明鏡臺高70米，共5層，下有兩層青磚砌筑的平臺，上有木制三檐六角攢尖頂式結構樓閣。

　　明鏡臺兩側分別有一口鐵鐘和一面鼓。鐘鼓原先作為報時工具來使用，即“晨鐘暮鼓”。隨著科技的發(fā)展，鐘鼓的報時作用逐漸弱化，人們更多用它們來祈愿。

　　伴著悠揚的鐘聲，記者似乎一下子穿越到大唐。

　　駝鈴叮當，長長的駝隊滿載絲綢，走出繁華熱鬧的長安，肩負著傳播東方文明的使命向西而去。同時，西方的貨物、文化、僧侶也進入長安。

　　長途跋涉，一路向東，駱駝背上的箱子隨著駱駝的行進左右搖晃，絲綢之路的風沙在人們臉上刻下深深的印痕。支撐人們前行的只有一個信念：到達世界上最大的城市——大唐都城長安。

　　到達古時的彬州，來往的商旅卸下舟車勞頓的疲乏，歇腳休整，補充給養(yǎng)。從西方歸來的人們一踏進這片土地便倍感親切;將要遠行的人們仿佛告別了這里，才算是真正告別了長安……

　　“過往商旅一直都把大佛當作護佑一路平安的保護神。直至現(xiàn)在，西蘭公路上的很多過往司機都要來石窟祈福。”彬州市文化館館長任致遠說。

　　名人題刻是大佛寺石窟的另一重要特色。

　　記者在大佛寺石窟中發(fā)現(xiàn)的各類題刻數(shù)不勝數(shù)。千佛洞一處名為《尚書刑部員外郎滕宗諒游記》的題刻寫道：“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/詔守涇塞繼至於此后二日謹識石室。”這里的“滕宗諒”，就是北宋范仲淹名文《岳陽樓記》開頭“慶歷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”中的“滕子京”。這處題刻應該是滕宗諒在擔任涇州(今甘肅涇川縣)知州期間途經此地銘刻的。

　　還有李白所題的“覺路”二字。相傳，詩仙李白仕途不順，拜見大佛后頓覺大徹大悟，便寫出瀟灑飄逸的“覺路”，意為通往覺悟的道路。從此之后，李白開始縱情山水、游走四方、享受自然。

　　此外，有學者發(fā)現(xiàn)，關于大佛寺石窟眾多銘文題記的題刻人，《宋史》《元史》《明史》《清史稿》等正史中有傳記的有22位，他們都是當時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人物，另外還有19位在正史中雖沒有記載，但也都曾有過重要歷史地位和貢獻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在唐以后歷朝名人的眼里是何等重要，他們都以游覽這個勝跡并在窟中留下題記為榮。

　　■ 風雨中的保護與傳承

　　采訪中，記者聽到這樣一句民謠：“彬縣有個塔，離天只有丈七八;彬縣有個大佛寺，把天頂?shù)每┲ㄖ?”然而，就是這樣“頂天”的大佛寺石窟，也曾歷經風雨。如今，在大佛寺石窟內，佛像雕刻被毀壞的痕跡多處可見。

　　有關大佛寺石窟的維修與保護，最早從明代景泰元年開始。第一次大規(guī)模修建外部建筑是在康熙四十二年。

　　大佛寺石窟依紅砂巖山崖而建。紅砂巖上容易修筑建筑物，但其本身不耐風化。為了更好地保護大佛寺石窟，2019年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處完成了紅砂巖質地的巖體裂隙、窟內頂板脫落、砂巖風化等治理保護工作。

　　“我們眼前這條路是1990年之前的312國道。后來，為了使石窟不受過往車輛震動的影響，國道北移了100余米。為依托大佛寺石窟歷史文化資源發(fā)展旅游產業(yè)，2012年，國道再次改道，遠離大佛寺石窟500多米。”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處副主任豆剛說。

　　2014年6月22日，大佛寺石窟榮耀加身，成為《世界遺產名錄》的一部分，填補了彬州市甚至咸陽市在世界文化遺產上的空白，進一步堅定了當?shù)匕l(fā)展旅游產業(yè)的信心和決心。

　　近年來，隨著“一城、一窟、一湖、一川、一館”的建設思路逐步完善，彬州市的旅游影響力不斷增強。作為彬州市旅游龍頭的大佛寺石窟，更以它獨特的石窟藝術價值和文化藝術價值，吸引著國內外游客。

　　大佛寺石窟

　　大佛寺石窟位于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主干線上，是陜西省境內規(guī)模最大、佛像體量最大、藝術特征最為鮮明突出的石窟。

　　整個石窟群綿延在400米長的奇峭崖面上，有開大窟造大像的大佛窟，有千佛洞，也有小型禪窟(羅漢洞)，還有講經堂，甚至給僧人生活起居的僧房窟也保存完整。這些不同性質的洞窟相互搭配組合，構成了一所功能完整的崖中佛寺。大佛寺石窟是大唐雄風的真實寫照和大唐昌盛的象征，佛像具有典型皇家風范，雍容大度、氣宇非凡，體現(xiàn)了大唐強大的物質能力和精神力量。

　　2014年6月，中國、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(lián)合申遺的“絲綢之路：長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網”被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，大佛寺石窟為其中一處遺址點。

　　專家訪談

　　大佛寺石窟是大唐造像風格的映射

　　——訪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藝術考古教研室主任陳磊

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藝術考古教研室主任陳磊。記者 劉坤文/圖

　　彬州市大佛寺石窟是陜西境內最大的石窟，是關中周邊最大的北朝隋唐石窟，其造像以北朝隋唐造像為主。透過石窟造像本身，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社會發(fā)展的相關情況，例如開窟造像的技術特征、宗教信仰及宗教傳播狀況、政治生活特征、社會經濟發(fā)展水平等。它既是時代特征的記錄品，也是時代文化傳承的載體。

　　“就目前所見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是所有石窟造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。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是全國其他石窟造像不可比的，如同我們日常所說唐詩、唐楷、唐代狂草在同類藝術中具有無與倫比的地位。”2月21日，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藝術考古教研室主任陳磊說。

　　我國石窟數(shù)量眾多，與其他著名石窟相比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有什么特點呢?

　　陳磊介紹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在窟龕形制上，也就是石窟的基本形狀和結構上，大致繼承了北魏時期的大像窟，如山西大同云岡曇曜五窟。在造像風格方面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是全國獨一無二的，其最典型的特征是人物身體曲線曼妙、造型具有動感，并自內而外散發(fā)著活力。

　　“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在唐高宗、武周時期的造像風格是持續(xù)的、連貫的，能夠映射出大唐造像風格。其相較于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的唐代造像，既有相同之處，又有不同之處。相同的是，兩地的造像都展現(xiàn)了唐朝造像的身軀美與活力。不同之處在于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更具動感，那自內而外散發(fā)的活力雖然經歷了千年的風化，卻依然讓人動容。”陳磊說。

　　唐代造像的“長安模式”始于北周、成于初唐、盛于武周和唐玄宗時期，以長安地區(qū)造像為主體，其他造像為輔，代表了長安地區(qū)造像的共有樣式風格和審美品格。典型的“長安模式”能有輻射全國各地的影響力，與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有著較為復雜的聯(lián)系。

　　“唐代長安造像絕大多數(shù)都沒有留存下來，現(xiàn)存的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的造像是最能代表‘長安模式’的。敦煌石窟、龍門石窟乃至其他小的石窟的造像都受到長安造像的影響，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在接受長安造像的影響上是主動的，并在此基礎上吸收了壁畫的藝術特點。”陳磊說。

　　陳磊認為，目前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及其造像的價值還沒有被學者、大眾充分認識。彬州市大佛寺石窟所具有的研究價值是多方面的：論文化與旅游，這是關中奇觀、秦地勝境;論文物價值，其歷史、科技、藝術三者兼具;就學術價值來說，除了大家普遍關注的造像外，石窟內的題刻也頗值得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