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遙來漢中組稿，在會上找我。也就是那次，路遙對我說，上次去省城開會，他見我穿著打補丁的褲子，再一看模樣就知道是從農(nóng)村來的，就有種天然的同情和好感，就本能地想幫一把。我想，善良和寬厚絕對不是誰想有就能有的，那絕對是一個人血緣環(huán)境、生活經(jīng)歷形成的融進骨髓里的東西。

　　□ 王蓬

　　一

　　我第一次見到路遙的名字是在1973年7月剛復刊的《陜西文藝》(《延河》)上，刊登了一則短篇小說《優(yōu)勝紅旗》，寫的是學大寨的事情。因我當時也在農(nóng)村、也學大寨，盡管他寫的是陜北，我在陜南，事件內(nèi)容都差不多，熟悉就能記下，關鍵當時正學寫東西，想上報刊，對凡上了報刊的都羨慕，就記住了路遙。

　　1980年陜西作家群左起京夫、路遙、蔣金彥、徐岳、鄒志安、陳忠實、王蓬、賈平凹、王曉新

　　《陜西文藝》是當時全省唯一的正規(guī)文學刊物。大家都盯著，一年下來誰發(fā)表了什么，幾首詩或一個短篇，人都知道，不像現(xiàn)在出部長篇連朋友都茫然。

　　見到路遙是1975年?！蛾兾魑乃嚒氛匍_小說作者會，通知了我。那時我已經(jīng)務農(nóng)上十個年頭，老家西安也十多年沒有去了。我正在地里勞動，記得是挖紅薯，大隊會計揚著通知來找我?？粗鴿M地羨慕驚訝的目光，我心里激動地“怦怦”跳著，幾乎搶一樣拿過通知，只怕失去了機會。

　　當時我委實貧窮，去省城竟然找不出一套渾全衣服，一條好點兒的褲子膝蓋上裂了縫，妻子補了個長方形的補丁，穿上看看，不對稱，只好又在另一只并未裂縫的褲腿上也補塊長方形的補丁，就像眼下流行的牛仔褲。我那會全然不顧這些，只要能去省城，去《陜西文藝》開會，就像去天堂一樣，給省城的外婆和姐姐扛了一袋子米就去擠火車。

　　我是去的最晚的一個。接到通知晚了，晚的原因是大隊接到通知后感到吃驚。省上怎么會讓一個“狗崽子”去開會?不讓去吧，是“省上”的通知，于是折中，讓他多勞動幾天再去。能夠去開會，這得感激作家賀抒玉，她是著名作家李若冰的夫人，當時是《陜西文藝》副主編，還有作家張文彬，她是著名作家杜鵬程的夫人，當時是《陜西文藝》的小說編輯。她們來漢中組稿，聽到漢中地區(qū)文化館詩人宋太海與王寅明的介紹來到了我住的村子。由于我父親還戴著“帽子”，她們沒敢去我家，而是在農(nóng)民詩人蒿文杰家中，然后通知我?guī)献髌啡ヒ娝齻?。后來知道是看了我的作品，她們力爭，又?jīng)地方黨委同意才決定讓我去開會的。我那會26歲，差不多與共和國同齡。

　　會議在西安鐘樓下的省文化廳招待所舉行，有七八十人。座談、聽報告，然后各自修改作品。當時陜西文壇的明星是陳忠實，他連續(xù)在《陜西文藝》上發(fā)表了《接班以后》《高家兄弟》《公社書記》。我至今認為那幾篇作品有種與生俱來無法復制的氣勢，當時也確實影響很大。再是工人作家韓起有幾篇作品引人注目。其他人都還沒顯山露水，賈平凹還在寫學習雷鋒的《一雙襪子》，屬小不點兒，沒人注意他。

　　路遙當時正在延安大學讀書，工農(nóng)兵大學生開門辦學，到《陜西文藝》編輯部當見習編輯。我因為已經(jīng)讀過他寫的《優(yōu)勝紅旗》，知道他，況且他現(xiàn)在又當編輯，在我心中有種神圣感。

　　去了幾天都沒見著路遙，人都面生不好打問，好在初進藝術殿堂，天天都新鮮，晚上看電影，餐桌上有肉菜，中午還有只雞，多年在農(nóng)村哪吃過這些?另外座談也聽著激動，會議主要是修改作品，與會作者各自帶著作品，編輯們看了指導著修改，輪流給作者談話。這在我心里造成種緊張，就跟上考場差不多。

　　我那次帶去的作品是短篇小說《龍春奪陣》，寫個返鄉(xiāng)青年學當裁縫，用社會主義思想占領農(nóng)村陣地的故事。散文《春筍嶺》是生產(chǎn)隊到巴山深處拉洋芋種所見所聞，只是放到學大寨背景上處理了一下。

　　二

　　編輯們終于找我談話了，就在我住的三人宿舍里。我記得是小說組長路萌，副組長高彬(后來知道她是著名作家王汶石的夫人)，屋子里還有其他作者。那會大家都虛懷若谷，編輯們一張口都瞪大眼睛靜悄悄地聽著，恨不得把每句話都印在腦子里，似乎那全是金玉良言，能夠點石成金。愈是這樣我愈緊張，手足無措滿頭滲汗。兩位大編輯缺點優(yōu)點說了許多。我并不糊涂，我最關心的是作品能不能發(fā)表?

　　“路遙，你談談意見。”小說組長路萌突然沖著旁邊一個壯實小伙說。

　　什么?他就是路遙!我連忙仔細打量他。個頭不高，敦敦實實，臉色黑紅，完全像個剛從地里勞動回來的農(nóng)村小伙。剛才一屋子人，我看過他一眼，以為他也和我一樣，是從農(nóng)村來的作者，沒想到他就是路遙。他該是什么樣兒?以前也沒想過，只覺得他像村里有個叫“扎墩”的小伙，黑胖結實，刁頑而講義氣。每次上公糧扛一兩百斤的糧袋從不怯場，且最愛給人幫忙。誰力氣怯只要求他，幾句好話就能幫著把一架子車糧袋扛完。

　　路遙要在村里，也注定有人叫他“扎墩”，他也注定扛得動糧袋。說不上也肯給人幫忙。只是不知這會他對我作品咋看?

　　我緊張地看他，他先看了我一眼，隨即目光又朝下，我疑心他在看我膝蓋上的補丁。誰知他用一口濃重的拖著鼻音的陜北話說：“這兩篇作品還有生活氣息，語言也生動，再改也沒多大意思，我看通稿時順一順就能用。”

　　“那就這樣吧。”兩位小說組長略沉思了一下也同意了。氣氛一下松弛下來，滿屋子的人扯起了閑話，扯起了那些年人最感興趣的“小道消息”。我心頭感到一陣輕松，沒想到如此順利地過了關。后來這兩篇作品分別發(fā)表于《陜西文藝》1976年3期和4期。作品第一次上本省正兒八經(jīng)的文學刊物，除了感激所有幫助我去省城開會的人，也很感謝路遙，感謝他在關鍵的時候幫我說話。當時沒有什么感謝辦法，只是想要在農(nóng)村上公糧，我能幫他扛糧袋。

　　過后，陜西省在漢中召開全省革命故事調(diào)講會。路遙那時已大學畢業(yè)，正式調(diào)進了已經(jīng)恢復的《延河》編輯部，來漢中組稿，在會上找我。我與路遙已經(jīng)見過面，有過交往，就很自然地接觸較多。

　　也就是那次，路遙對我說，上次去省城開會，他見我穿著打補丁的褲子，再一看模樣就知道是從農(nóng)村來的，就有種天然的同情和好感，就本能地想幫一把。他說他家在比陜南農(nóng)村更貧窮更嚴酷的陜北農(nóng)村，曾經(jīng)連我那種帶補丁的褲子也穿不上，餓飯更是常有的事。

　　盡管他沒有講更詳盡的情景，我頓時感到拉近了距離，有了一種天然相通的東西。我對他支持幫助我作品上《延河》有了種透徹的理解。只有經(jīng)歷過苦難的人才富于同情心。善良和寬厚絕對不是誰想有就能有的，那絕對是一個人血緣環(huán)境、生活經(jīng)歷形成的融進骨髓里的東西。

　　也是那次，他問我對生活有什么打算?那會雖然已經(jīng)粉碎了“四人幫”，但父母的冤案尚未平反，我還是一個整天用最原始的勞動工具掙工分養(yǎng)家糊口的農(nóng)民。雖然發(fā)表了些作品，小有影響，但還看不出有離開黃土地的希望，而這一切又絕非我個人的力量所能改變。

　　“我們這些人首先要靠自己的奮斗和努力真正干出成績，愿意幫忙的人才好替你說話?，F(xiàn)在就要有這種想法和目的，而人是有了目的才會鍥而不舍地奮斗……”這些話無疑給我壯了膽，使我心中那些朦朧的念頭變得明晰。關鍵是這么一個從更艱苦更貧瘠的土地上奮斗出來的農(nóng)家小伙就活生生地站在面前，這對我的影響可以想見。

　　這次接觸，還算不得深談，但彼此都加深了了解，發(fā)現(xiàn)了許多相同相通的東西，關鍵還是我們共同喜愛文學，這就有話可說，而交談中又絕不僅僅是交流了對文學的看法，而是互相了解了對方。至此，我們成了朋友。

　　(本文作者曾任陜西省作協(xié)副主席)